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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强东吴学术论坛第七讲——证据失权:衰落与重建
2019-09-23 / 来源:本站

昊强东吴学术论坛第七讲——证据失权:衰落与重建

2019年5月2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紫江优青学者吴泽勇老师,为我们做了一场题为《证据失权:衰落与重建》的讲座。 我院胡亚球教授为主持人,苏州市中院杨恩乾副庭长、我院吴俊副教授参与讲座评议。

吴泽勇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汉堡)马克斯·普兰克比较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吴教授曾先后《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发表论文13篇,独立出版专着1部、译着1部,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及其他项目若干,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讲座伊始,吴教授以一个鲜活的案例引入本次讲座的话题——证据失权问题。

他首先为我们介绍了证据失权的历史演变过程,最终被采纳是在2001年《民诉证据规定》第34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那么,为什么我国立法需要引入证据失权?吴教授提出了三点原因:学者的呼吁、当事人主义审理方式的需要、社会变迁对司法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这几点原因都是基于一个同时代背景:中国在八十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之后,民事纠纷的数量成倍增长,案件的主要类型也从曾经的离婚和邻里小额经济纠纷转化为商事纠纷。 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必须引入证据失权制度。 但是,对于证据失权的使用情况,学界和实务界却褒贬不一。

赞扬者认为这提高了诉讼效率,批评者则认为其实际操作性不够、影响了实体公正。 而百姓也对此制度有所排斥,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证据的瑕疵不应当影响判决的结果。

随着该制度的演变,2012年《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以不予采纳的证据,如果采纳,需要予以训诫、罚款。 2015年的《民诉法解释》则规定,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予以训诫和罚款。

这相当于对于逾期提供证据的行为增加了两种处罚机制,扩张了可采纳证据的范围。

对于此改变,吴教授的评价为,这使得证据失权由中心沦为边缘,罚款成为了最重要的、唯一有威慑力的制裁机制,证据失权由此衰落。 那么,证据失权为什么会衰落?吴教授从21世纪最初十年的司法政策变迁的视角为我们分析了这个问题。 随着民事诉讼案件的增多,证据失权的使用必然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一般百姓无法理解,导致了上访情况的增多。 然而,解决此问题的机制不仅仅是从法律层面,更多的是基于维稳的目的来综合治理,因此,只能通过减少证据失权来缓解矛盾。 证据失权的衰落,是否意味着罚款数量的增多?吴教授表示,通过他的考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综合运用裁判文书检索、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等方法,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其一,罚款作为被立法者和司法解释起草者寄以厚望的逾期举证处罚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经常适用。

其二,以罚款作为主要制裁方式的举证时限制度并未有效遏制逾期举证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吴教授认为是罚款规则的实践变异导致的,通过分析案例,他解释说,法院通常只考虑该证据是否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而不会去分析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及其过错程度。

这样一来,实际上避开了“是否作出罚款”的决定,使得罚款规则经常被架空。

此外,法官也常常因为罚款程序繁琐而避免使用。 那么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的司法还需要证据失权吗?吴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他反驳了当今认为证据失权无必要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证据失权在性质上与答辩失权没有重大区别。 第二,不能因为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存在矛盾就放弃证据失权。

第三,当时证据失权制度的缺陷不是质疑证据失权正义性的恰当理由。

第四,不能因为德国、日本、美国的实践中未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就断定我国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据失权。 显然,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现状及我国国情,恰当的运用证据失权制度,而被寄以厚望的罚款,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不应当一方面允许妨害后果的发生,一方面还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罚款的威慑效应也难以实现。 最后,吴教授对于证据失权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法官应当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果断予以失权处罚:一是当事人明显恶意的逾期举证,二是证据明显不重要的。 司法中未必需要经常使用证据失权,但可以根本上改变目前逾期举证制裁的结构:从罚款转移到失权,从而让制度建设回到正确的轨道。 吴泽勇主讲结束之后,主持人和评议人进行了评议。 胡亚球教授指出,民事诉讼的价值不仅仅是追求实体真实,但是民事诉讼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实体真实。 杨恩乾副庭长指出,实践中为了避免失权制裁适用本身的困难,法官中存在以证明力规则取代证据失权规则的做法。 吴俊副教授指出,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是我国整体上粗陋的民事诉讼中最为精致的部分,但粗陋必然污染精致,应该在程序类型区分的基础上以及实质性准备程序的基础上适用证据失权,并应该贯彻诚信原则,避免逾期举证罚款但实体裁判获益的情况。 吴泽勇教授对此次学术讲座进行了精心地准备,报告的是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在场师生的好评。

(供稿:余佳薇、审核:吴俊)。